慕容雨川摇摇头。

他把目光转向坐在角落里椅子上的罗炎麟。“怎么样啊，罗专家。你有什么看法。”

罗炎麟表情凝重，正在盯着尸检报告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“你提到的三个疑点，我觉的很有价值。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一一解释原因。不过倒是给了我一些启发。”

“哦？我们洗耳恭听。”慕容雨川说。

“通过你的专业技术鉴定，罪犯首先杀死被害人，然后在开始剥离被害人皮肤。这个顺序很重要，告诉我们罪犯的用意并不是杀死被害人，或者虐待她们。”

“那他是……”

“他想要被害人的皮肤，完整的皮肤，而且尽可能不损伤皮肤。”罗炎麟说。“这也说明为什么凶手要先溺死被害人。只有这样，剥皮时被害人才不会挣扎。而且，如果使用其它杀人办法，有可能在被害人皮肤上留下伤痕。这样就不会得到完好无损的皮肤了。”

慕容雨川和陆小棠互望一眼。

慕容雨川问：“凶手这样做为了什么呢？”

罗炎麟说：“说到剥皮案，倒是有一个最经典的例子。你们都看过电影《沉默的羔羊》吧。那是根据真实的犯罪事件改编的。影片里的罪犯原形是一个叫爱德华?盖恩的美国人。他是美国犯罪史上最著名的连环杀手之一。他外表内向而安静，然而他的作案手段却令人发指。他将被害人绑架杀死后，用被害人的皮肤和骨骼制作成各种用具，包括灯罩，汤碗，皮带等等……”

剥皮少女 第十一章 “沉默的羔羊”3

“……造成这种变异的心理跟他的成长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。他从小家境贫困，住所偏远，母亲是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。对自己的子女采取一种近似于精神虐待的教育方式。她每天固定替儿子们上圣经课，不断提倡信上帝的重要及罪人会下地狱。同时，她恐吓儿子们女人是危险的，沉浸女色是不道德的，用各种方法吓阻儿子们对异性的兴趣。这件事导致盖因直到老死都不曾结婚，也不曾跟女人发生过性关系。他在生命中的前半段都循规蹈矩，除了在自家农场工作之外，偶尔会到镇上打零工赚零花钱，在镇民眼中是个安静古怪，害羞善良的男人……”

“……然而，平静的生命出现变数开始在他三十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过世了。接着他的哥哥死于一场仓库火灾。最后，他最爱的母亲，在一九四五年死于中风。就这样，四十岁的盖恩突然发现自己孑然一生。他在世界上再也没有亲人，没有同伴，更没有妻子和儿女，他唯一拥有的，是一座贫脊农场和空虚的人生。他和世界的疏离感越来越强……”

“……结果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他没有像他母亲生前盼望的那样成为羔羊一样纯洁的人，而是蜕变成了一个的十恶不赦的杀人魔。被捕后他并没有被定罪，而是被送进一家精神病院终老一生。那种与社会严重的疏离感，与强烈渴望的被认同感，使他做出了那些常人无法理解而他自己却不以为意的罪恶手段。也许在他眼中，是把那些的受害者的遗骨当做了陪伴自己的亲人和朋友。”

“你是说这起案子的罪犯也有类似的生活经历？”慕容雨川问。

罗炎麟说：“虽然中国和美国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，但是人的心理认知，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基本构成关系是一致的。所以，这起案件的罪犯，他的所作所为，至少能够说明他是一个与社会严重脱离的人。还记得我为你们对罪犯行为进行的心理画像吗？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，罪犯不具备正常的社交能力。他的社交圈可能相当局限。譬如说，只跟家人，或者一两个熟人交往。这种人不会有稳定的工作。考虑到他作案时间很灵活。估计他是一个待业人员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他应该有家人为他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。”

“那他剪小孩的手指又是为什么？”陆小棠问。

剥皮少女 第十一章 “沉默的羔羊”4

罗炎麟想了想。“这也是本案蹊跷的地方之一。也许他在童年曾经渴望与外人接触，对于儿童来说，融入社会的途径就是与其它孩子一起玩耍，通过玩耍来获得他人的认同。我们这位红帽子先生大概在这个阶段遇到了障碍，可能够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得到其它伙伴的接受，诸如智力问题，身体疾病，家庭背景。这些都可能成为原因。他被排斥，甚至遭到羞辱。他的努力失败了，对社会产生了恐惧和渴望的双重心理。带着这种心理长大成人，在他施行犯罪时，他也表现出了双重矛盾，一方面希望通过游戏得到其它孩子的接纳，同时，他兼具了对排斥他的群体的报复心理。”

“你上次跟我说，他有可能有双重人格。”慕容雨川说。

“我不否认这种猜测。毕竟，如果剪断手指可以看成是一种幼稚的发泄。而耐心的剥皮，以及清理犯罪现场就是一种有组织力的高智力犯罪手段。”

嫌疑犯红帽子：

作案对象——儿童（8——14岁）

作案地点——随意（剪手指）。中澳弗兰迪农业科技园，防空洞。

作案时间——随意。

作案工具——剪刀。刀具。水桶。塑料布。手套？